龙榆生于 1934 年4 月发表《研究词学之商榷》一文，正式界定词学内涵，并提出词学研究的八个方面。他在图谱之学、音律之学、词韵之学、词史之学、校勘之学这五项清代传统词学成就的基础之上，又提出声调之学、批评之学、目录之学三个有待于开拓的领域，这是当年引导词学界前进方向的一篇宏文，而龙榆生本人毕生治词，范围也不出乎此。今从四方面加以评述。
词籍整理
整理词籍，创办词刊晚清以来，词籍的校勘整理蔚为大观。龙榆生以最年少的学人得以参与此事，见到了许多罕见的清代词集。因为这层渊源，龙榆生一生校词主要集中在清代，而且是从晚清近代词入手，上溯至清初的。
1931 年12 月30 日，朱祖谋逝世。卒前以遗稿及生平校词朱墨双砚相授，龙榆生秉承遗命，在“一·二八”事变爆发后，仍孜孜不倦，在上海音乐专科学校的一个地下室里，费了几个月的工夫，校辑刊印了《强村遗书》。
1933 年至 1936 年，龙榆生在叶恭绰等人资助下，创办《词学季刊》，前后共出版十一期，后因抗战爆发而不得不停刊。这是第一份词学专门刊物，也是当时唯一的一份，内容分论述、专着、遗着、辑佚、词录、图画、佥载、通讯、杂缀等九项，受到了整个词学界的广泛支持。这一阶段，龙榆生校辑整理了今释澹归《遍行堂集词》、劳纺《织文词稿》及《强村老人评词》、《大鹤山人词话》等，皆刊于《词学季刊》。
1940 年至 1945 年，龙榆生寓居白下，生活较以前稳定，便开始倾全力于词学事业。完成了《重校集评云起轩词》，并计划校刻《沧海遗音续集》。文廷式是江西萍乡人，与龙榆生父亲龙赓言系同榜进士。所着《云起轩词》规模苏辛，气度豪迈，在清末异军突起，别树一帜。其词学理论与龙榆生相仿佛，故龙榆生孜孜为其整理遗稿。龙榆生还整理出版了文廷式的其它着作如《纯常子枝语》等，当时钱仲联撰《文廷式年谱》，资料上就得到了龙榆生的大力资助。《沧海遗音续集》是承《强村遗书》中《沧海遗音集》而来，是将《沧海遗音集》十一位作者中仍在世的几位如张尔田、夏孙桐、陈曾寿、陈洵的新作词集加以校辑出版。《续集》后仅能完成张尔田的《遁庵乐府》，而夏孙桐的《悔龛词续》、陈曾寿的《旧月簃词》续稿、陈洵的《海绡词》卷三等未能及时刊行，因为龙榆生当时已身陷囹圄。
同时，龙榆生在南京创办了《同声月刊》，该刊编辑体例类同于《词学季刊》，但内容不限于词。由于社会政治环境大异，稿件来源及水准已远不如前。 解放后，龙榆生校订了朱敦儒的《樵歌》和《苏门四学士词》。《苏门四学士词》1957 年 8 月由中华书局出版，分《淮海居士长短句》、《豫章黄先生词》、《晁氏琴趣外篇》、《柯山词》四种三册。此集的出版，非但在于利用善本校勘，富有版本参考价值；更重要的是龙榆生调动了自己的词学体验，丰富了对词的标点。正如他自己所说：“宋人词在句读上也常有些出入，不能像后来订词律的弄得那么死。这里面确有不少养料，惟在读者善于吸收而已。”
龙榆生校订的词集，除《苏门四学士词》与他本人的词学理论、趣味相关外，其馀基本都在为老辈词家整理遗稿，保存文献。直到晚年，他仍挂念箧中师友遗制，谋求以任何形式公诸于世。龙榆生的这些活动，在中国现代词学史，乃至学术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词学研究
推源溯流，发覆阐微。
1933 年起，龙榆生在《词学季刊》上连续发表长篇论文，一改过去评点论词的形式。在当时引起了极大反响，有力地推动了当代词学研究的学科建设。这一时期，龙榆生对词的起源、词的发展、词的创作、词的艺术风格以及作家作品进行了全面的探讨，而重点放在唐宋词。撰有《词体之演进》（1933 年）、《今日学词应取之途径》（1935 年）、《清真词叙论》（1935 年）、《漱玉词叙论》（1936 年）、《南唐二主词叙论》（1936 年）等。
龙榆生自幼喜读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，由于气质相近，故在词中尤嗜苏辛词派，曾先后撰写《苏辛词派之渊源流变》（1932 年）、《苏门四学士词》（1934 年）、《东坡乐府综论》（1935 年）等论文。自明人倡豪放、婉约之说后，对于苏词风格，学者多以豪放目之，而龙榆生则认为应以王鹏运拈出的“清雄”二字来概括。
龙榆生还认为常州词派之所以不能臻于极诣，就是因为仅知稼轩之沉着痛快，而未理会东坡的蕴藉空灵。近世词学不为常州派所囿，是因为王鹏运、郑文焯、朱祖谋都很推崇苏词。龙榆生在论述苏、辛诸人时，站得比较高。他对苏辛词派的渊源、发展、演变以及具体作家风格特色的把握，直到今日仍有其不可替代的权威性。
龙榆生《近三百年名家词选》1940 年以后，龙榆生论词多转向清代。三十年代中期，龙榆生开始着手《近三百年名家词选》的编撰，以期世人对清词有全局的了解。他研治清词基于两种考虑。一是为当代词学研究及词的创作提供借鉴，二是为保存晚近词学资料。前者撰有《晚近词风之转变》（1941 年）、《论常州词派》（1941 年）等，后者撰有《陈海绡先生之词学》（1942 年）等。龙榆生对清词的研究，既有师承，又有个人的体会，不乏真知灼见。
词之音乐性
研求声韵，辨析格调。
从 1928 年起，龙榆生应邀至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任教。在那里陆续结识了萧友梅、李惟宁、黄自等着名音乐家，他们经常在一起探讨词与音乐结合的问题，尝试把传统的诗词规律用于现代的歌词创作。在这种氛围中，龙氏写下了《玫瑰三愿》、《秋之礼赞》、《逍遥游》等歌词，由黄自、李惟宁等谱曲，立即传唱大江南北。《玫瑰三愿》一曲至今仍被之弦管，成为音乐史上不朽的名曲。龙榆生不但勤于实践，而且埋头于词的音乐性研究，对平仄四声、句度长短、韵位安排等做了极其深入的探讨。这项研究从他的早年一直持续到逝世之前，是龙榆生一生用力最勤、创获最多的部分。
基于创作新体乐歌的原因，龙榆生对声韵在词曲中的地位尤其重视。对于四声，龙榆生认为由于四声的性质不同，关系到表达情感。“入声短促，没有含蓄的馀地，所以宜于表达激越峭拔的思想感情；上声舒徐，宜于表达清新绵邈的思想感情；去声劲厉，宜于表达高亢响亮的思想感情。但上、去两声与入声比较起来，总是要含蓄得多，所以上、去互叶，适宜表达悲壮郁勃的情趣。”而平仄四声的错综使用与安排，是为了取得和谐与拗怒的矛盾和统一。龙氏尤其重视去声在词中的运用，自清人万树在《词律·发凡》中强调去声“激厉劲远，其腔高”，近人吴梅在《词学通论》中第二章《论平仄四声》中亦详述去声之重要。龙榆生本人早年在《论平仄四声》（1936 年）一文中提出了去声在歌词上的特殊地位及在词中转折处之关系。及至晚年，见解益发老到。如论述“平仄平”之仄须用去声，“上去”或“去上”的联用等，都富有启发意义。
龙榆生还对韵位疏密与表情的关系，词的句法、词的结构、词中的比兴及对偶等进行了剖析。主要成果是早年所撰《论词谱》（1936 年）、《论平仄四声》（1936 年）、《令词之声韵组织》（1937 年）、《填词与选调》（1937 年）及《词学十讲》、《词曲概论》这两部晚年的讲义。他的研究成果，使词的音乐本质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复原。
词学普及
重视普及，意在提高 龙榆生毕生治词，不仅面广思精，而且深入浅出。况且，他常年任教于大中学校，面对青年学子，授业解惑，很能了解一般初学者的特点。所以，在大力从事着述的同时，他也费了不少力气从事普及工作。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：一是概论，二是选本。前者包括《词学十讲》、《词曲概论》，二者均系由讲义整理而成，所撰文全部是龙氏本人几十年研词心得，故能深入浅出，有系统地启迪后学。后者包括《唐宋名家词选》（1934 年）、《唐五代宋词选》（1937 年）、《近三百年名家词选》（1956 年）；其中尤以《唐宋名家词选》、《近三百年名家词选》二书广为流传，深受词学者所爱。历年销售已达数百万册。
解放后，《唐宋名家词选》发行了新版。受时代影响，选目经过调整，更侧重反映词史的全貌。入选词家由原来的四十二家四八九首增至九十四家七○八首。起自李白，迄于张炎，删除了作为附录的元好问词十九首。同时，对当时评价很低的吴文英词由三十八首降为十首，史达祖由十三首减至七首，周密由九首减至五首。词选丧失了特色，仅以保存郑文焯等的评语才得以被学者经常称引。新版的《唐宋名家词选》不足以代表龙榆生一贯的词学思想。
1930 年，至 1956 年方才出版。编辑体例同于新版《唐宋名家词选》，也是尽量做到了持论平妥。但这其中毕竟仍蕴含着个人的词学主张。最明显的仍是推重苏辛词派，选陈维崧词达三十四首，居入选者之冠。《近三百年名家词选》是以谭献《箧中词》、叶恭绰《广箧中词》为蓝本编选成的，谭献以吴伟业居《箧中词》之首，叶恭绰以王夫之为《广箧中词》之首，而龙榆生却标出陈子龙，云：“词学衰于明代，至子龙出，宗风大振，遂开三百来词学中兴之盛，故特取冠斯编。”陈子龙为云间词派的领袖，于明清之际标举唐五代、北宋，反拨明词陋习，对清词的中兴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显然，龙榆生对词史的理解比谭、叶二人更加深刻。
从词学史的角度考察，龙榆生这两部词选的普及有其更深层的意义。自张惠言《词选》出，标举意内言外之旨，周济举四大家以示人学词途径。之后，大小词选不断。清季朱强村《宋词三百首》示人学词规范，论者以为太过深奥，读者难于领悟。1931 年唐圭璋乃为之作笺，然仍失之过深。至此，词学界已开始考虑尝试新的词选读本。1934 年，开明书店同时出版了龙榆生的《唐宋名家词选》及俞平伯的《读词偶得》，恰恰代表着两种不同的风格路数，沾溉后学甚多。前者以独特的眼光展示整个词史的风貌，使读者读后，可以进而推求词史及作家作品之间的异趣。后来俞平伯的《唐宋词选释》、胡云翼《宋词选》等皆属于这一类；后者以具体的文本为单位，进行欣赏，从中归纳出若干法则与理论。俞平伯本人的《清真词释》仍属于这一类。